3、以资料事件开头

　　案例

　　题目： 为讨6万执行款，倒贴7万冤枉钱!

　　山西曲沃农民张志祥为了讨回6万多元的执行款，几十次上法院、几十回求法官，奔波14年，又花了7万多元冤枉钱。

　　事情得从1993年说起。张志祥因为一起经济纠纷，把欠他钱的人告上了翼城区人民法院，法院责成被告还给张志祥6.18万元。法官当着原告、被告的面下达了调解书，并依法冻结了被告的6.18万元。可是，“干打雷不下雨”，调解书成了一纸空文，这6万多元一直到不了张志祥手里。(资料事件引出开头)

　　法院调解之后的那些天，为了依法讨回执行款，张志祥几乎每天“泡”在法院，而在审理此案时担任独立审判员的告申庭庭长安国廉，往往到了吃饭的时候才见张志祥，于是，他们只有在饭桌上“交流”了，自然是张志祥“埋单”。为请客吃饭，张志祥借了高利贷。万般无奈，1995年1月11日，张志祥向翼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当日交纳了1500元执行费。但法院的人叫张志祥去“抓”被告，时任法院执行庭副庭长的杨继发还说：“人家同意了，才能给你钱。”接下来，张志祥往来曲沃和翼城44趟，花费近万元。直到1995年底，张志祥“抓”住被告到了翼城法院，法院的干部眼看不能再推了，才说那6万多元执行款早被人分了。此后几年，张志祥虽未放弃追讨，但没讨到分文。好在新近上任的法院院长王红云已有明确态度：“我们将尽快查清案情，为张志祥挽回损失。”

　　老百姓是轻易不打官司的，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对簿公堂。因为他们担心，即便官司打赢了，往往也是执行难，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怕司法机关里出了“内鬼”、“家贼”，那将难上加难。这种执行难，不是难在被告，人家执行法院判决;也不是难在原告，人家并未过分要求。张志祥为讨6万执行款，花了7万冤枉钱，就是一个典型。如果不看看张志祥讨要执行款的艰难、委屈经历，谁能想到老百姓打官司如此之难!而有的司法干部又如此之黑!

　　看着关于此案的新闻报道，看着张志祥愤怒、无奈、苍老的新闻照片，使人感慨万端。在旧社会，老百姓有个说法 “饿死不出门，屈死不告状。”为什么不告状?因为“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如今是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办案的是人民法院，却把经法院调解的张志祥应得6万多元给分了，以什么理由分了?都什么人得了钱?新闻中没有细说，可这事得有个交待，不能这样不明不白。

　　本来，老百姓把人民法院视为最后的希望、最后的防线，是个明镜高悬、正大光明的地方。通常说，遇到再冤枉事、再愤怒的事也不要诉诸暴力，不要铤而走险，不要“私了”，要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武器，要坚定地相信人民法院。张志祥正是这样做的，不幸他碰上了翼城法院那样贪婪、无耻的法官。可以肯定，像张志祥碰上的那种法院、那种法官，是极个别的。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件事影响恶劣，最后没个说法是难平民愤的。

　　老百姓有个说法：“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这件事中，还不仅仅是个为民做主或不做主的问题，而是执法犯法、以权谋私的问题，是刁难百姓、欺压百姓的问题，倘若触犯刑律，是要受法律惩处的，岂能叫他们轻轻松松 “回家卖红薯”!

　　4、以资料的主要问题叙述开头

　　也就是概括类试题的答案。

　　三、专家指导：分析问题的方法

　　案例

　　题目：从猪肉价格暴涨成为热议话题说起……

　　北京猪肉价格一个月上扬14次，价格比去年翻倍;沈阳肉价一年内翻番;青岛肉价一月涨四次;长沙猪肉均价在19元/公斤之上，卖出10年最高价……近期，猪肉价格暴涨已成为各地市民热议的话题，一些地区的猪肉价格已达历史最高点。农业部网站消息称，进入五月因为猪源紧张，多数省区市猪肉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而猪肉价格上涨也拉动其他肉类产品价格的波动。

　　对于猪肉涨价，普通百姓不仅早已有了切身体会，而且对此的感受也完全有别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

　　有政府官员认为，当前的猪肉涨价只是一种短期现象，随着市场收购价升高刺激养猪积极性，以及夏季临近对猪肉需求的降低，猪肉价格会有回落。如果当前的猪肉涨价真的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这当然不用我们多加议论了，问题是很多地区的猪肉涨价，是从春节前后就开始了，对已经发生的持续涨价，已不能用“短期”来表述了，再加上需求对生产的有效刺激起码又要数月的周期。显然，以“短期现象”为认识基础，试图通过市场的自然调节，来捱过这段猪肉涨价潮，依据不够充分，态度也比较消极。(比较分析法)

　　也有“市场决定论”者认为，猪肉价格上涨，是生猪产业链“完全市场化”的必然结局——饲料涨价了，成本提高了，生猪价就要涨，生猪价高了，猪肉价也要高。经过市场的配置，养猪的、卖肉的、吃肉的，才能在各取所需中实现利益均衡。持这种观点的人恰恰忽略了，在猪肉的生产、流通、消费三环节中，消费是最被动的一环。因为猪肉基本可以认定为生活必需品，需求上有着相对的刚性，价格几乎无法抑制需求。这种“多贵也要吃”式的被动，显然不是仅靠市场调节就能很好解决的。(比较分析法)

　　如何通过“有形之手”，让百姓在现行收入水平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消费猪肉，显然还是各级政府的一大民生工程。因此，当前的猪肉涨价，从百姓口袋里多掏走的那一部分钱，原本就是不应该全部推给市场的，而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人为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曾经专注于解放生产力，养猪的规模化、产业化积极性被激发，屠宰市场也全面开花;此后，政府关注食品安全，围剿私屠乱宰。但对于如何保证在一定警戒价位之下满足猪肉供应，关注度有所减弱。

　　而针对本次猪肉涨价，不妨提出以下问题：其一，本次猪肉涨价潮的出现，政府为什么缺少价格与供求的相应监控?为什么失去了应有的预案反应?其二，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计划供应主渠道，但是否意味着也不再需要调节供求的“蓄水池”?试想，如果在货源偏紧、价格趋涨时，能有常年满载的“市民大冷库”来调剂余缺，这一轮的猪肉涨价潮又何以能够形成?(理论分析法)

　　据悉，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关注肉价波动，已组织专门人员赴市场调查。专门调查当然是必要的，但笔者以为，调查不能仅限于浅表层次的就事论事，更应该以系统化的眼光和思路，深挖本次猪肉涨价潮的政策原因，把好脉，稳调控，才能见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