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公众乃至学界反思科研道德与伦科学理的契机，不仅需建立详细的规范与细则规范科研，更要让食品监管深入科研领域，让科研走在合乎道德伦理与法律的路途上。

　　4.有学者指出，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高校扩招本来是为了通过普及高等教育来提高民族的竞争力，但片面追求规模和数量增长、急于求成的扩招是一种高等教育的“虚胖”，各高校的软硬件配套设施根本无法满足突然拥进校园的膨胀数倍的莘莘学子们的需要。扩招使师资大量缺乏，高校不得不以降低招聘“门槛”来充实老师队伍。一些大学教授把赚钱当作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作副业。另外，学校把学术成果作为了评价教师职业能力的绝对标准，教师如果在2-3年内没有发表文章或者申请到课题，便要被解聘或者降级。这导致许多教师不潜心研究，而是抄袭他人论文予以发表;有的则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中挂个名;有的则出钱请别人写文章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的靠胡拼乱凑，学术垃圾成批从这些人手中生产出来。

　　某报曾经对当今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了一次专门的调查，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求职仿佛已经成为大学生的首要任务，而学业似乎沦为副业。目前很多高校的专业课出勤率很低，而学生们对此早已就习以为常。一位大四学生说：“我们可不是玩儿，好多人都是参加实习或是找工作去了，老师也都是支持的。说实话，现在学费这么贵，上大学还不是为了找工作，这些专业课可以不上，找工作才最重要。”在谈到毕业论文时，另一位大四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正忙着面试、实习，刚“东拼西凑”了一篇开题报告，“论文到下学期再说吧，写论文不仅对找工作没有帮助，还要花费不少精力，我看不少学长一周就能搞定论文，这已经算认真的了。”大学生小王告诉记者，对做学问、搞研究我一点没有需求感，考试嘛，“60分万岁”，平时自己拿谈恋爱来消磨时光。

　　5.“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至今，中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为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建设者。但放眼当下中国教育界，的确如钱所发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由“钱学森之问”，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与当前高校教育质量日趋下降的矛盾，还有当前存在的学术造假等教育界乱象，我们不难看出，无法培养出创造性、发明型杰出人才已成为一大社会难题，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校长为给学术更大自由而主动退出学术委员会，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已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的教育家朱清时，在2009年接受凤凰网访谈时说：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2010年6月张清杰任武汉理工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要营造学校“学术至上”的深厚氛围。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也说明了从国家到学者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思索。

　　6.2004年中国科学院完成《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对中国科学界许多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风的学术不端行为，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进行全面评估。2007年1月16日，中国科协七届三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第三章列述了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与共同体惯例”的“学术不端行为”。2010年10月31日，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论坛在福州举行，中外专家学者就科技团体在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学术不端行为的源头治理，提升学术机构科学道德和诚信的办法等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7.2011年5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科学

　　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 吉林人事考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