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这种负价值观的人只能靠外在的监督与法治了，而且要在其突破底线后给予严厉的惩处，继而再给予温情的正价值观抚慰，简言之，先法后教。

　　与赚到钱的人相比，没有赚到钱的人的煎熬一点也不逊色。“凭什么别人就赚到钱，而我没有赚到呢?”这是一个常常在没有钱人脑中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没有赚到钱呢?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出身不好，学历不高，人际交往不多，不会拍领导马屁，不会“跑部进钱”，不会投机钻营，不会贪污受贿，不会在众人面前表演庸俗，不会沽名钓誉，才智不优吧。有的有法改变，有的没法改变。有法改变的，就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多读点书，对社会有自己的判断，交朋友知道良莠，多听听那些有正价值观的人的谈吐，从中“偷学”点智慧，把自信之火烧旺，就有了所谓赚钱的本领，之后，投身赚钱行当，体验赚钱的过程和乐趣，体验正价值观的魅力。

　　如果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怎么办?那就先去认识到底是哪些体制在起不好的作用，怎么起这些不好的作用的，然后再去找突破口纠正。回想起“一大二公三纯”的年代，赚钱是一种耻辱、污点，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一起只能受穷的日子里，大家平等地挨饿，平等地做贫穷的奴隶，平等地享受那纯洁高尚的所谓价值观，几千万人为此付出了饿死的代价。正因为，中国人做够了贫穷的奴隶，也想富一回，于是就有了邓小平振臂一呼、亿人回应的致富局面，体制的改变也就有了民意基础。农民分了承包地，工人有了股份责任制，企业有了雇人的法规，法人有了合同法，政府有了服务理念，一种较好的体制很快地使穷人变成了富人。体制之功吗?非也，而是支撑体制的正价值观。

　　虽然体制有了功劳，但是它也有过失。过失就是没有配套的正价值观随着致富的过程一起被体验，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在致富的过程中不择手段、忘乎所以、为富不仁。富豪榜上的首富牟其中、黄光裕等人锒铛入狱，使很多人的偶像情节陨落，不知道何去何从;一些官员们在花天酒地的从政体验中，几乎毫不费力地花着“三公经费”，“天价烟”、“天价酒”、“天价旅游”更是不在话下，耳濡目染的下一代们心甘情愿地做起“官二代”，“我爸是李刚”成为代名词，考上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成功的标志;被称为“社会良心”职业的教师、律师、医生、警察被潜规则把持;企业家们不安心转变经济结构、创新创造，千方百计地向房地产行业中投入资金，以求最快地圈钱;被拆迁的居民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信访不信法，信官不信律，信命不信制，“自焚抗争”反被认作暴力抗法，不少人的居住权、产权在城市化的口号下被公然践踏;炫富的“郭美美”们在骂声中越来越能赚钱，众多企业也抓住这些摇钱树死不放手;“娱乐至死”的精神被商业化推波助澜。正价值观跟不上，负价值观就会横行，整个社会的矛盾就会突出，维稳就会成为所谓“核心利益”。

　　因为体制上推行的正价值观跟不上，一些人发财致富的进程就会受阻。常有人追问为什么，有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明白的想改变，但又提不出很好的改进思路，失眠;不明白的，怎么也想不通那些钱怎么就流向了那些更富的人的口袋了呢，心理失衡，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的人，其实都在为价值观思考，但是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不能形成合力，所以无法撼动现有局面。其实，中国目前缺的就是把价值观具体化的问题，即底线以下的价值观是哪些，底线以上的价值观又分为那些层次，哪些人应该有哪些层次的要求等，之后，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公平、平等、诚信、善美、法治等价值原则穿透其中，把维护价值观的一套体制框架搭好，渐次落实下去，形成国民的自觉。

　　一个只想着赚钱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富有的民族不止是有钱，还要有一套正价值观。一个富有正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民族才是真正富有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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