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发展，带来了社会主流道德体系的相对滞后和规约失范，是产生社会诚信危机的历史原因。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转型的时期，就会产生一定的思想混乱和沦理迷失，导致行为秩序混乱。当前的社会信用缺失现象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的伴生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生道德体系还没有能够马上建立起来，社会的变迁发展与道德规约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反差，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道德历史真空”，造成人们的社会行为失范，从而产生了社会道德危机，诚信危机就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所以说，诚信危机问题具有深厚的历史原因，是转型期社会道德问题的历史积淀程度必然爆发的结果之一。

　　公司社会责任指公司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公司把对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是无可厚非的。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公司应对其他利害关系人承担适当的社会义务，这是公司社会责任的本质所在。公司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履行的社会义务主要包括:为消费者提供丰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广大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并维护消费者权益;重视对公司雇员劳动权的保护;同其他竞争者公平竞争并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区关系，促进社区发展;关心和赞助慈善事业;促进市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就具体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企业对社会所造成影响的责任。企业在为社会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项服务的同时，也在生产或提供一些社会所不需要的副产品，如噪音、高温、垃圾、有毒气体等。尽管这些副产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无意出现的，但它们的确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污染了环境，恶化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企业理所当然地对此承担责任。第二类是企业对社会自身问题的责任。就当前而论，贫困和失业，社会的不公平，失控的人口增长，吸毒和犯罪等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理论上讲，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应属于政府的主要任务，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些为数众多、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主要器官，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而且要创造社会价值，应同社会的其他组织一起设法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反过来看，社会存在问题也必然会威胁到企业自身的发展。因而，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企业的另一项社会责任。

　　构建节约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建章立制，弥补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诸多漏洞，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每一个成员切实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珍惜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份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原则，大力节能、节水、节材，减少资源消耗，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通过不断改进设计，使用清洁能源，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改善管理、提高质量、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避免废物的产生，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的转变。

　　我国企业也要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生态型企业发展之路。这是因为，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角度看，企业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赢得进一步发展的先机，赢得市场竞争的综合优势。从防范经营风险的角度看，有利于企业少走弯路、减少损失。特别是在环保方面，企业一旦造成污染，不但会面临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和法律制裁，而且必将极大地损害企业的声誉。从克服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的角度看，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在资源和能耗相对减少的基础上提高我国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消除上述制约，把企业变成生态企业，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自然资源—精细化生产模式—绿色产品—再生资源深加工—绿色产品”的循环，使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在，虽然我们好不容易跳出了唯GDP论的时代，开始追求健康、绿色，但惯性思维，使我们还是愿意把资源优先划拨给那些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城市。由于经济、文化、教育、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吸引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了大都市人口负担过重，环境日趋恶化，小城市因为教育、卫生、文娱资源匮乏而越来越冷清的怪圈。

　　随着城市化浪潮，大量农民从逐渐被城市吞噬的农村中“挣脱”出来，流入城市成为劳动力。遗憾的是，尽管强劲的都市扩展足以转瞬间吞没农田与村庄，却未能让城乡落差消融于这种变迁之中。闯进都市的“乡下人”由于户籍、城市管理、从业制度等因素，依然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受到歧视和权利被侵犯的问题屡见不鲜。

　　为什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一部分人却不能或者很少分享到中国经济改革之成果?为什么会出现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制度与规则徘徊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时，相关利益者借助于这种徘徊把计划与市场缺陷揉合在一起，并将此推向极端。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不少制度规则不仅暗含着或依赖着传统计划的阴影，同时又不是社会利益博弈之结果，这就使得以往不少制度规则的利益倾向性十分明显，甚至于只向少数人利益的倾斜。比如，近十年，先是银行业工作人员收益好、工资高，接下来是证券、电信、房地产、电力及煤炭等垄断行业，为什么会这样?政策的偏颇使然。

　　管理科学中有一个“木桶理论”，要增大木桶的容量，最有效的办法是加高桶壁上的短板。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规划建设好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改善农村面貌，促进城乡同步发展。

　　中国的改革史，可谓一部中央与地方博弈分权的历史。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中央集权，改革计划经济，当然要分权，可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我们分权实际上走的是“行政性分权”而非“经济性分权”或“市场取向的分权”，即分权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而非社会间进行的。这种行政性分权在短时期中的确有调动下级政府积极性的作用，但很快暴露出既损害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又促成“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