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影响退休年龄

　　在讨论退休年龄问题时，首先应当把握影响退休年龄的相关因素：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寿命延长则工作年限应当适当延长，反之亦然。二是劳动力供求状况。供过于求时当然不能延长退休年龄，供不应求时则不可能不延长退休年龄。三是受教育年限。整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年限就需要相应地往后延长，否则便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四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少子高龄化条件下，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呈现老年化，就业人口的年龄必然会递增。当然，还可再列出一些因素，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和人口老龄化及少子高龄化现象均已不可逆转，而劳动力供求状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出现“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表明我国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此，从战略上讲，延迟退休年龄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前述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判断，讨论这一重大公共政策问题的焦点或许不是要不要延迟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延迟、从什么时候开始延迟的问题。

　　2008年初，我们将延迟退休年龄的初步方案作为中国社保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一项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目标、三大举措。一个目标是：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将基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并实现男女同龄退休;三大举措是：“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这一研究结论的基本依据包括：一是人均预期寿命在持续延长。预测到2020年达77岁，2030年约80岁，2050年前后约85岁。二是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求在发生深刻变化。少子高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越过顶峰后呈现递减的态势。三是代际公平的需要。即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若不及时调整人生工作周期，必然导致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越来越重，从而直接损害代际养老负担的公平。四是性别平等的需要。即女性应当具有与男性平等就业及基于劳动所享有的各种经济社会权益。五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任务基本完成。即再经过30-40年的努力，中国应当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延长，劳动强度会大为减轻，从而会为劳动者工作更长时间创造相应的条件。六是国际上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比较与参照。发达国家大多在上世纪中后期将退休年龄调整到65岁左右，一些国家甚至延长到了67岁。将基准退休年龄定为65岁并争取实现男女同龄退休作为本世纪中叶的目标，应当是我国理性且合理的选择。

　　理性的方案应坚持什么原则

　　要实现上述调整目标，理性的方案无疑是“小步渐进、女先男后、兼顾特殊”。

　　所谓小步渐进，是指从维护社会公平和减少震荡的原则出发，早作筹划较届时急变要好，小步渐进较短期内大幅调整要好，让公众有明确预期比糊里糊涂随大流好，必须避免短期内大幅或大步调整而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避免退休年龄波动过大对劳动力市场及劳动者个人生活与工作安排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根据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及时明确这一公共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同时采取分步渐进的方式加以实施，在兼顾各个群体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利益的条件下，让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有稳定的预期，显然具有必要性。当然，小步渐进既可以一以贯之、持续不断地慢跑，也可以分两大步推进，即可以先在2030年前将男性基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女性从50岁提高到55岁甚至更高。

　　所谓女先男后，是鉴于现行退休政策女性较男性要早10年的现实，基于性别平等的需要，可以考虑先从女性开始，以逐渐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

　　所谓兼顾特殊，是指针对重体力劳动岗位、有毒有害劳动岗位等特殊情形，仍应允许在基准退休年龄前提早退休，对部分技术岗位劳动者则可以允许在基准退休年龄之上尊重本人意愿继续延长其工作时间。

　　理性讨论退休年龄问题，还需要妥善解决好以下相关问题：

　　一是不同养老制度下过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应当尽快得到缓解乃至消除。如果继续延续现行格局，公众对延迟退休年龄只有利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的疑虑便难以消除。因此，应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步伐，并促使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不断缩小，最终趋向公平。

　　二是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偏低的状况急待改变。目前一些单位的劳动报酬不具吸引力甚至还不如退休后的养老金，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必然助长一部分人对早退休的期待和对延迟退休的反对。

　　三是对退休人员再就业进行必要且合理的规范。目前普遍存在的退休人员再就业现象，表明现行退休政策并未置换出等量就业岗位，它既扭曲了养老保险制度，也扭曲了平等就业制度与用工成本应当公平的市场竞争法规，对此需要做相应的规范。

　　四是做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负担代际变化的测算。客观估量养老保险、老年福利及相关服务等制度的可持续性，以量化的指标来为延迟退休年龄并维护代际负担的公平提供科学依据。

　　五是需要创造理性的舆论和社会氛围。例如，不应当将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等同于现实政策，不能将理论上设计的2050年前后以65岁作为基准退休年龄的战略目标理解成马上就要延迟到65岁等等。